[道教养生]23 魏伯阳与《周易参同契》

东汉魏伯阳所著《周易参同契》一书，早已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炼丹著作之一。其实，中国炼丹术源远流长，在《参同契》之前，已有丹经出现，如现存的《黄帝九鼎神丹经》和《太清金液神丹经》均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，都是最古老的炼丹著作。然而这两部丹经为具体丹法的实验记录，远没有象《参同契》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。正因为如此，《参同契》一书自唐以后，地位日隆，至宋终于被称为“万古丹经王”（张伯端《悟真篇》）、“丹法之祖”（《周易参同契解》王夷序），在道教内炼典籍中占有独特地位。

近年来，《周易参同契》的丹法理论及其科学价值愈来愈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，某些研究成果被各类科技史著作和教科书引用，广为流布。因此，认真探讨《参同契》的内容，发掘其中科学的思想，不仅可以揭示道教百部丹经的奥秘，促进道教养生学、道教史和哲学史的研究，同时也将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增添光彩。

关于魏伯阳的事迹，正史里没有记载。最早记载其事迹的是葛洪《神仙传》。该传说：“魏伯阳者，吴人也。本高门之子，而性好道术。不肯仕宦，闲居养性，时人莫其所从来。谓之治民、养身而已。入山作神丹，将三弟子，知两弟子心不尽诚，丹成乃诫之曰：‘金丹虽成，当先试之，饲于白犬，犬即能飞者，人可服之，若犬死者，即不可服也。’伯阳入山时，将一白犬自随。又丹转数未足，和合未至，自有毒丹，毒丹服之，皆暂死。伯阳故便以毒丹与白犬食之，犬即死。伯阳乃复问诸弟子曰：‘作丹恐不成，今成而与犬食，犬又死，恐是未得神明之意，服之恐复如犬，为之奈何？’弟子曰：‘先生之否？’伯阳曰：‘吾背违世路，委家入山，不得仙道，吾亦耻复归，死之与生，吾当服之耳。’伯阳便服丹，丹入口即死。弟子相顾谓曰：‘所以作丹者，欲求长生耳，而服之即死，当奈此何？’唯一弟子曰：‘师非凡人也，服丹而死，得无有意邪？’又服之，丹入口复死。余二弟子乃相谓曰：‘作丹求长生耳，今服之即死，当用此何为？若不服此，自可得数十年在世间活也。’遂不服。乃共出山，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殡具。二人去后，伯阳即起，将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。逢入山伐薪入，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。弟子见书，始大懊恼。伯阳作《参同契》、《五相类》，凡二卷，其说如似解释《周易》，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，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，多作阴阳注之，殊失其奥旨矣。”

这段叙述，情节离奇，但它说明了这样一些基本情况：第一，魏伯阳出生官宦人家，但性好道术，善养生，唯以炼丹修道为重。第二，他著有《参同契》、《五相类》等炼丹著作，且在葛洪以前已有注本流传于世，但少有得其妙旨者。《参同契》成书问世后，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注本，注解者为著名的易学家虞翻（164-233年）注本今佚。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“易”字下曰：“虞翻注《参同契》云，字从日下月”。其后，清惠栋、张蕙言及今人胡适、王明、孟乃昌亦认为，虞翻确注《参同契》，“实为历代研究《参同契》之第一人。唯似亦未能理解全书真义。”（孟乃昌《周易参同契孝辩》第10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）

南朝继东晋而立，江东炼丹传统一脉相承。先有名士江淹（445-505年）嗜爱炼丹术，写过一些有关炼丹的诗。如《赠炼丹法和殷长史》曰：“身识本烂漫，光曜不可攀。方验《参同契》，金皂炼神丹。”（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·江醴陵集》卷2）他提到了《参同契》，并明示以此指导炼丹。由“赠炼丹法”，可见《参同契》所讲炼丹过程已被人们熟悉和掌握。这是一承前启后的重要史料，它表明《参同契》的流传有序。

之后，陶弘景提到《周易参同契》。在所著《真诰》卷12《稽神枢》云：“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，是淳于斟，字叔显，主试有道术。斟，会稽上虞人。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，灵帝时大将军辟掾，少好道，明术数。”陶弘景注：“《周易参同契》云：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。仰观乾象，以处灾异，数有效验。以知术故郡举方正，迁洛阳市长。”这段注文，已不见于现存的《参同契》中。对此，余嘉锡考证说：“弘景所引，盖《参同契》序中之文。汉、魏人作序，皆叙其书之源流及其人之仕履，与刘向《别录》之体同。故此序中详载淳于叔通始末。今本《参同契》无此篇，殆传写佚脱，否则后人以其非本文而削之也。”并说：“弘景此注叙《参同契》源流本之旧序，最明白可据。”（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卷十九，中华书局版第3册第1212页）

按陶弘景注所说的淳于叔通，名“翼”，确为东汉恒帝前后之人。袁宏《后汉纪》卷22说：“(度)尚字博平，初为上虞长，县民故洛阳市长淳于翼学问渊深，大儒旧名，常隐于田里，希见长吏。”《开元占经》卷120引《会稽典录》说：“淳于翼，字叔通，除洛阳市长。桓帝即位，有大蛇见德阳殿上，翼占曰：蛇有鳞，甲兵之应也。”干宝《搜神记》卷6亦载此事：“汉桓帝即位，有大蛇见德阳殿上。洛阳市令淳于翼曰：‘蛇有鳞，甲兵之象也。见于省中。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。’乃弃官遁去。”至唐玄宗时，有绵州昌明令刘知古作《日月玄枢篇》，重新提到：“抱朴子曰：魏伯阳作《参同契》、《五相类》凡二篇，假大易之爻象，以论修丹之旨。”（《道枢》卷26）五代后蜀彭晓亦说:“真人魏伯阳者，会稽上虞人也。世袭簪裾，唯公不仕。修真潜默，养志虚无，博赡文词，通诸纬候，恬淡守素，唯道是从，每视轩裳如糠秕焉。不知师授谁氏，得《古文龙虎经》，尽获妙旨，乃约《周易》撰《参同契》三篇。又云：未尽纤微，复作《补塞遗脱》一篇，继演丹经之玄奥。所述多以寓言借事，隐显异文。密示青州徐从事，徐乃隐名而注之。至后汉孝桓帝时，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，遂行于世。”由此可见，魏伯阳、淳于斟等皆为东汉时人，《参同契》当成书于桓帝之前。

北朝也有《参同契》的踪迹。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，魏道武帝时，有人“献服食仙经数十篇，于是置仙人博士，立仙坊，煮炼百药。”魏太武帝、孝文帝、北齐文宣帝也都炼过丹，史籍有征。《参同契》在此氛围中因而流传。北齐颜之推博览群书，作《颜氏家训》，其《书证篇》曰：“《参同契》以人负告为造。如此之例，盖数术谬语，假借依附。”按此即《契》结尾时之隐语，内藏魏伯阳之名，北朝时已有人解其隐语。颜之推无关于炼丹，亦不晓其内外丹理法，愈是这样愈说明《参同契》在社会上流传颇广，故纯为儒士的颜氏都读过此书。